干货分享 | 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谈中国行政改革四十年

2018年11月26日中午12点，应我院邀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在求是楼320会议室做了题为“.3从结构看组织：中国行政改革四十年”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求是学术讲座第97期，由我院院长杨开峰教授主持，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孙柏瑛教授、祁凡骅教授、刘鹏教授等老师出席。何艳玲教授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国行政改革过程中对结构与组织以及方法论等的思考，与同学们积极互动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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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改革四十年的历程分析

何艳玲教授从组织改革三阶段、中心工作和组织任务、权力分配与分配逻辑、具体运作与组织方式、机构改革与机构循环5个方面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行政改革总体上经历了“把市场带回来”、“把社会带回来”以及“新时代”三个阶段，并指出分析中国行政改革要注重分析权力在央地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等的分配和分配逻辑。何艳玲教授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具体运作表现出由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支配”转向“技术治理”，并在新时代后转入“总体治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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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解释改革：方法论和立场的转变

学者应该如何更好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行政改革，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何艳玲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改革开放40年割裂出来，而是应该将之置于更大的文化时空、制度实践乃至于个体心理中去分析和理解这段历史，这是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立场的转变。

何艳玲教授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包括诸如历史、文化、道德等因素在内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关联的、延续的，本质上也是复杂的。这种结构的核心实践价值在于，行政改革不是往先在的预设结构转变，而是保持结构平衡，保持结构内部不同要素的平衡。关注结构、拉长因果解释链条将让我们更敏锐的理解改革的过程，更有机会从各种具体制度、行为、关系的互构中看到更真实的组织。基于对方法论的反思，何艳玲教授认为我们不能轻易的使用诸如替代、抗争等方向性的词汇，要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去使用，而在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我们就能找到新的概念范畴和知识。

如何寻找到需要关注的变量？如何在寻找到在我们预设的理论结构中不存在或者被忽视的因素？

何艳玲教授认为研究者应该更多的深入田野，深入实践，在与实践者的交流中敏锐的捕捉改革中的特殊因素。只有我们将对改革进行分析的时间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拉得更长，我们才可能在更纵深的立体层面得出经得起理论考验和现实共鸣的结论。

在如何更好的解释改革中的“意外”的问题上，何艳玲教授认为有的意外并不需要纳入解释，因为它本身不是稳定的因果关系，而更多的“意外”实际上是更为隐秘的文化和心理的反映，这是有迹可循的，需要我们经过文化想象后的清点，才能穿透重重迷雾，看到真实本身。

演讲结束后，何艳玲教授回答了几位研究生提出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最后，杨开峰院长对何艳玲教授的分享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分享了自己关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同时代表学院向何艳玲教授颁发了求是学术讲座证书，对何艳玲教授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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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胡盼

编辑：曾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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