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走出前辈余晖 意大利电影的复兴之路

今年戛纳参赛片《我们的生活》

　　在今年的戛纳影展上看了三部意大利电影：一部是参赛片《我们的生活》，带着新现实主义色彩的肥皂剧小品；一部是关于2009年大地震后阿奎拉城的纪录片《意大利颤动》，颤抖的大地颤抖的画面上处处笼着贝卢斯科尼的阴影；另一部是老片新看，最新修复版《豹》，1968年的金棕榈影片，意大利电影的巅峰，也是一支华丽的挽歌。

　　这样的三部电影放在一起看，几乎是对四十年意大利电影的绝好隐喻。曾经繁盛一时，荣光无限，就像萨利纳亲王的家族。然后政局时局风云翻覆，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这些名字成了惜别的手势，既是超级明星也是超级政客的贝卢斯科尼，身影覆盖了意大利全境，30年里他的一举一动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一部电影。直到“巨鳄”粉墨谢场，在被权力侵蚀过后留下的一地狼藉上，一度没有方向的意大利电影艰难地回归到新现实主义的强悍传统，沉默太久之后发出的声音也许粗哑也许笨拙，但总算，它在试图坦白被迫隐藏太久的心声。

　　回想两年前的戛纳影展上，两部意大利电影《明星总理》和《戈莫拉》同时获奖，时人诟病这两部片子太“讲政治”，《明星总理》的导演保罗·索伦蒂诺本人亦不乐观，他说：“只靠两部电影不能带来意大利电影的复兴。”幸而紧随他们之后，2009年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吉安尼·格里高利《八月的午餐》，路卡·瓜达尼诺《我是爱》，接着今年达尼尔·鲁切蒂《我们的生活》。意大利电影终如惊蛰之后苏醒。

　　当然，在那片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过去”对于后来人而言是一把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普罗们抱怨：“你的电影固然不错，但是比起《甜蜜的生活》还有巨大差距。”或者“既然已经有了安东尼奥尼，为什么还要看你们的电影？”试图走出前辈的余晖，就像和自己的影子赛跑，是绝望又徒劳的抗争，其实有些传统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割裂，有时候，回到过去的怀抱是看清未来方向的最好办法。这一点上，瓜达尼诺是新生代里的明白人：“《我是爱》是一部有关热爱的电影——对1960年代意大利艺术电影的爱，对维斯康蒂和安东尼奥尼的爱。而我试图找回老电影的密码，书写当下米兰的真实。”是的，对于这一代的意大利影人，1945年-1975年意大利电影的华彩，是天际一颗明亮的星，纵然无法企及，终究照亮了前行的方向，前方也许是启蒙时代，也许是复兴之路。

你所知的我

　　说一句略扫兴的话，此刻意大利电影给人的希望，是经历了30年下坡路和大萧条后的触底反弹。

　　瓦莱里·雅隆戈的纪录电影《你所知的我》回顾了意大利电影自1945年《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后经历的波折曲线。罗西里尼那辈人在二战过后的废墟上创造了意大利电影最初的辉煌，在1970年代的动荡到来之前，那真是意大利电影的嘉美年华，德·西卡、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埃托尼·斯科拉、帕索里尼……这一串名字报出来，个个是刻在电影万神殿里的。戴着墨镜的马斯楚安尼是拉丁情人的化身，克劳迪娅·卡迪内牵着黑豹走在戛纳海边，全世界都要疯了，那时候的意大利电影就是盛夏的果实，热烈，丰美，难怪英格丽·褒曼会义无反顾地投奔罗西里尼的怀抱。

　　1968年《豹》在戛纳首映，流光溢彩，却是一支挽歌，萨利纳亲王对着晨星祈望永恒，而他心知，属于他们的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了。这是西西里岛上最后的贵族，这个终究悲凉的故事竟成了意大利电影的谶语。进入1970年代，这个国家在忽左忽右的风暴里摇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暴力事件抽干了文化土壤里的养分，风流被时局的风雨吹打，一日日一年年地贫瘠萧条。等到贝卢斯科尼上台，这个狡猾的政客借着电视这个平台把自己抛光成超级巨星，电视成了政坛大鳄的触角，蔓延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不留余地地绞杀着电影的空间。

　　1960年代好莱坞已经有意于意大利电影市场，但那十年“美国制造”没有能力带来太大冲击，意大利电影最终是自毁长城——1970年代初，意大利中止了和国外资本合作的专项电影基金，不再鼓励跨国合拍片，电影业进入“闭关”状态。1975年成了分水岭的年份，这年劳伦蒂斯突然带着意大利最有影响的一群制片人远走美国。同一年，帕索里尼暴死街头，我们所熟知的版本是一个惊世骇俗导演的不名誉死亡——他被一个小男妓活活打死。《你所知的我》提供了少为人知的一个细节，帕索里尼死前几天曾在日记里写道：“我知道是谁策划了这场清洗。”在他死后几个月，商业电视在意大利合法化，电视台可以用很低廉的费用买入大量电影在节目里播放，就这样，意大利电影完成了大撤退，离开了意大利，离开了电影院。我不想揣测雅隆戈是想给帕索里尼翻案或是渲染某种阴谋论，但他在访谈时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信服的：意大利是一个藏了太多秘密的国家。

老大哥在看着你

　　贝卢斯科尼到底给意大利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追根究底地回答起来，能支援一卡车社会学和政治学论文。这里，我们只说进入1980年代之后，意大利电影面对的境况：一个封闭的环境，不透明的资金流动，以及无处不在的钳制。

　　我不知道该把贝卢斯科尼定义成第几流的政客，不过要论最会利用电视的政客，他绝对是第一流的。1980年之后的整整三十年，贝卢斯科尼名下的美杜沙电视台成了意大利的宣传部和审查机构，电视台控制着题材，控制着预算，电视台规定了电影人“应该”拍什么，以及观众们“适合”看什么。意大利电影的归宿成了电视台而非电影院。从1980年到1985年，好莱坞电影在意大利的票房翻了两倍不止，至1985年，意大利电影市场已然是好莱坞的别院。九年后的1994年，意大利的电影工业基本覆灭，那年以后，几乎每一部意大利国产片都是由贝卢斯科尼的美杜沙电视台投资，也由美杜沙电视台安排它们的播出档期。

　　2007年，索尔蒂尼的《白日浮云》被美杜沙电视台否决，据他回忆，当时频道总监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一对失业的中年夫妻？谁要看这样的故事？”在“老大哥看着你”的环境里，许多电影人学会了自觉的“自我审查”，摘掉尖锐，磨平棱角，过滤冲突，填平深刻，打磨到四平八稳，糖开水一样的喜剧是最安全的，中产小夫妻柴米油盐的笑闹，电影其实成了精简版的肥皂剧。个中翘楚如加布里埃·穆齐诺，此君在国内拍《最后的吻》和《再吻我一次》，到了好莱坞拿《幸福来敲门》和《七便士》把美国人哄得团团转，一招鲜吃遍天。30年不算短，时间足够意大利观众被《老友记》和《绝望的主妇》改造了脾胃，美国肥皂剧在意大利热播，意大利导演在好莱坞拍热卖的轻喜剧，果然世界是平的。雅隆戈很伤感地说：“意大利观众和意大利电影一起完蛋了。”比这更伤感的，当贝卢斯科尼离开了权力顶峰，电影人迫不及待地摆脱受了三十年的钳制，而电影毕竟是一场和观众一起完成的游戏，观众又需要多久才能摆脱他们已经习惯的电视鸦片酊？

三十年的幽灵

　　比起风格强烈的《我是爱》，《我们的生活》和《八月的午餐》是那种平易近人的小电影，都是清清淡淡的小散文，镜头对着家庭和家庭成员，意大利式的暖洋洋的人情味从故事里散出来。鲁切蒂在拍《我们的生活》里时下罗马的工薪人家前，他的上一部电影2007年的《我的左派哥哥》，时间上溯到40年前，“五月风暴”后一对兄弟奔向各自的阵营，信念和青春受着生活锤打，两人的命运如同交叠的螺旋。《我的左派哥哥》不是一部孤单的电影，事实上，“追忆七零年代”是意大利电影新一代的情意结。

　　米歇尔·普拉西多在2009年的《大梦想》带着自传体的色彩，又温柔又伤感地回忆了1968年的罗马学潮。早些年，马可·贝罗其奥在2003年的《你好，黑夜》里，回顾基督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洛被极左翼的“红旅”绑架、暗杀的血腥往事，电影结束于莫洛奇迹般的复活，他在镜头前自由地行走着，仿佛这个国家因他的死而陷入的那场漫长噩梦，可以在一瞬间醒来。这段伤痛是《明星总理》也没法回避的，在电影里，总理安德罗迪为莫洛的死忏悔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七零年代是这代人迟迟不愿走出的青春期，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也是他们在贝卢斯科尼时期被压抑太久不得抒发的告解，就像索伦蒂诺说的：“这是一种宣泄，整个意大利都需要宣泄。这也是一种责任，说出那些长年被电视屏蔽的东西。”

　　走过红与黑的七零年代，意大利电影在重装上阵时另一个难解的心结就是“贝卢斯科尼”。他的影子无处不在，在《明星总理》里这个名字两次和安德罗迪一起出现；《我是爱》里他是一抹背景色，主角的爸爸常读的某份报纸，老板就是贝卢斯科尼的兄弟。他像某种让人不舒服的气味，弥散在意大利电影的空气里，或者更确切地说，贝卢斯科尼已经不是一个题材，而是一种体裁。萨宾娜·古赞蒂来到大地震后的阿奎拉，那已经是2009年，贝卢斯科尼离开权力中心，而在那个被毁的名城，他的阴影仍在左右人们的认知和选择，她太愤怒，也太激动，她甚至比旁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跟前的陷阱：“我对贝卢斯科尼过分强烈的痛恨也许会蒙蔽我的双眼。”在古赞蒂之前，南尼·莫奈蒂曾在2006年拍了《大鳄》，那年贝卢斯科尼尚未下台，以至这电影里关于他权力高度集中的最后15年，欲言又止。他们一个太急切，一个太迂回，殊途同归，都没能看清“权力”这只紧握的拳头里最冷酷的东西。也许是时间太近，近到当局者还来不及从谜团里走出，也许意大利的真实比想象更魔幻，贝卢斯科尼当政的几十年，本身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空前绝后，没人能翻拍。要再过一代人或者更久，当他们真正摆脱了这个人，“大鳄”、“吸血鬼”和“秀场明星”会露出他本来的面目，比如，费里尼曾经对他的形容：匪类。

　　当贝卢斯科尼这个名字依然缠绕着电影人，就可以想象，三十年的阴影并不容易散去。一边是《戈莫拉》、《我们的生活》出现在影展的竞赛单元里，而那一边，意大利电影业还来不及走出封闭的孤岛，《戈莫拉》同时在意大利和国外取得极好的票房，而导演仍然得不到下一部电影的投资。《明星总理》在意大利本土近乎分文不赚，因为它的题材，没有电视台愿意购买。看不见的钳制仍然存在着，被败坏的环境、被废弃的电影工业不可能一夕恢复，“第二天醒来，世界是新的”不过是句美好的谎言，而真实的意大利电影，恰似震后的阿奎拉城。

　　所以，“死去以后从头再来”的故事，才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