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北京独立电影展开幕：面对真实心灵

　　北京的宋庄画家村，一年一度的独立影展又小心翼翼地开幕了。和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独立影展不同的是，这里的影展需要低调。但是这并不是宋庄独立影展的全部使命。

　　独立影像的湿地

　　8月中下旬的北京宋庄，正被整体翻修的中心广场和勒令停工的小产权房，处处预示着这个东郊艺术村正加速进入北京的城市化版图。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就在这里开展了。

　　经历波折后，今年的影展是将“第九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与“第七届北京独立电影展”合二为一，包括剧情片、纪录片和实验影像3个竞赛单元、1个纪录片展映单元，1个特别放映单元以及4个主题论坛和两个讲座。

　　此次影展共收到报名影片300余部，入选影片近100部，其中包括纪录片竞赛单元15部，剧情片竞赛单元29部，实验片竞赛单元31部；另外纪录片展映单元32部。影展设7个奖项，纪录片竞赛单元：独立精神奖1部，评委会奖1部、优秀纪录片奖1部；剧情片单元（含短片、动画）：年度优秀剧情片奖2部；实验单元（含当代艺术）：实验创新奖2部。

　　与去年“北京独立电影展”相似，今年的影展也是环境逼仄、条件简陋，甚至连开幕典礼的红地毯，都是找画家村里的朋友借来的，影展主持、选片人王宏伟和栗宪庭先后赤脚走上红毯致辞。

　　“7月21号北京的大暴雨，新闻上说是61年以来最大的。”王宏伟在影展前言中说，“天要下雨地上不流，城市金光闪闪，但汗腺受阻静脉曲张外加前列腺，病得不轻。”

　　“电影方面的报道说，2012年上半年的国产电影几乎全军覆没。这一结论的依据是电影院线的票房收入统计。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电影产业人士想必跟遭灾的庄稼人一样巴望着下半年的秋收了。”7月20日，大暴雨的前一天，王宏伟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扯到电影类型的划分，他提出只有两种：卖钱的和不卖钱的。张献民笑而未答。

　　王宏伟继续梦游，“应该是在6月份，听到新闻里播报说北京地区新增了多少片湿地保护区。”他想到曾听过的一个比喻：“原始森林是地球的肺，湿地是地球的肾。肺出毛病影响呼吸，肾出毛病危及生命。”联想到本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他觉得这里就是一片湿地，“希望这块湿地在现在到未来的时间线上能发挥些好的光合作用，为大家不卖钱的电影提供些补养”。

　　宋庄的元老栗宪庭总是希望能够协力建设一个“小环境”。

　　“我说的‘小环境’，与‘小圈子’有关，又不全是。”栗宪庭说，“比如独立电影人的群体，自然是个‘小圈子’，但如果这个‘小圈子’在与社会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并形成一种有价值认同氛围的民间社群时，就是我说的‘小环境’。”

　　栗宪庭观察到近些年，独立电影的展播，开始整合成一种初具持续性和组织化、规模化的形式。如昆明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重庆的“民间映画交流展”，北京朝阳区的“北京青年独立影像展”，西安的“亚洲民间影像展”等影展连番上演，“证实独立影像在中国已经有了燎原之势”。

　　独立≠消费政治

　　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开始算起，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如果说头10年的表现为一种带有一定犬儒色彩的独立，“那么近年来独立纪录片则表现出更大的斗争的勇气。”影展选片人、论坛主持王迟说。

　　这届影展，大陆导演创作和台湾导演创作的一些作品都是如此。“他们勇敢地呈现了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严酷现实和长久以来一直被遮蔽、被粉饰的历史真实。”王迟说，正像荷兰导演伊文思曾说的，很多时候你需要停止你的观察，“去制作战斗的电影”。

　　“南京的影展是和大学合作，昆明云之南影展是社科院办的，北京宋庄独立影展没有任何政府背景，可以说最为纯粹，也最具独立性。”王宏伟说。

　　从2000年现象工作室最早在黄亭子50号、西单图书大厦、中华世纪坛操办的独立影展，到2006年朱日坤把北京纪录片交流周带到宋庄；从2001年北京酷儿影展在北大创办，之后几经波折，到2007年迁到宋庄，北京的几个独立电影节都经历过场地流徙。北京酷儿影展发起人之一、北京电影学院研究员崔子恩把这个过程形容为“三明治中的一块肉，夹着肉的面包片是现象工作室和栗宪庭电影基金”。去年北京酷儿影展迁回城区，他觉得那是“从城市退到乡村，再回到城市”。

　　本届影展，台湾女性导演李靖惠的《面包情人》和陈素香的《T婆工厂》，都把镜头对准了台湾的菲律宾外来劳工。《面包情人》跟拍安老院里的菲律宾女护工，13年下来导演和4位主人公的青春都变成了眼角的鱼尾纹，其中的温情和人性厚度正代表了台湾女性纪录片导演的人文质地，也透露出日本导演小川绅介对台湾纪录片的深远影响。

　　“和台湾的独立导演相比，大陆的导演更为直接和功利，表现在影片里就是紧张和生硬，不像台湾影片那样恬淡、从容。”王宏伟说。

　　“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独立电影有一种消费政治的诟病，这从第六代电影人脱离开国家和大公司的投资，制作地下电影时就开始了。到后来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可以从国外基金会拿钱来制作影片。”在中国大陆的独立导演频频在国际影展上见面的时候，崔子恩更为警惕这种社会背景的差异。“中国的独立电影不能和美国的地下电影相混淆，后者是拒绝商业、不进院线，甚至不放映的，但是独立电影本身是有政府的。”

　　崔子恩认为，中国的禁片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些过去的独立导演进入了与政府弹性合作的时期。

　　私影像时代的解放

　　然而今年的宋庄独立影展还是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这是历届以来参选作者最多、观众也最多的一次影展。”王宏伟说，“丛峰、季丹、徐童等老纪录片工作者基本都没有参展，节奏慢下来，年轻的参展人却大批涌现，比起老人的顽固，他们更为灵活。”

　　本届影展剧情片单元《女导演》的女导演杨明明收获了很多关注。这个北京胡同里串着长大的女孩，1987年出生，自导自演，想用两个女孩和一台D V来讲故事，在带有男性生殖隐喻的D V面前，两个女孩不断变换着拍摄主体，再通过一个设想的共同的情人，用摄影机来展现两个女孩不断变化的心理距离。“这种形式上的创新让人印象深刻。”栗宪庭说。

　　“近年来纪录片在表达形式上最重要的突破，或许在于导演本人的出现，即导演有意识地将自己变成影片的主角，并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讲述。”王迟说，导演的个人生活、拍摄、制作影片的过程都被呈现在影片里。这也就是所谓的“自传体纪录片”、“第一人称纪录片”，或某些评论家所说的“私影像”。

　　本届影展中，就有《坏掉影片》、《是你吗》、《生活而已2》、《中国协奏曲》等。对吴文光等纪录片老人带着80后式的批判色彩而来，薛鉴羌、吴昊昊等的出现被崔子恩视为“独立电影与地下电影的断代”。

　　“他们是私影像时代的人。在这里，个人性还是压倒国别性，观众能看到作者的鲜明态度，对影片的争议也直接指向导演个人，没有个人色彩就没有他们的影像。”在崔子恩眼中，踏踏实实的中国独立电影，“非专业也非政府”。

　　这种个体的解放也暗合栗宪庭期待的“小环境建设”，“当整个主流文化趋向消费和娱乐化的时候，当我们无法靠‘愤怒’改变大环境，甚至连愤怒都言不达意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能为文化所做的努力，就是促进各个领域民间‘小环境’的形成。也许，阻止最烂的文化不是愤怒，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以最质朴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心灵。从‘小圈子’到‘小环境’，甚至到大环境，那是每一个真挚的心灵如同小溪一样慢慢汇成起来的。”

　　也许，阻止最烂的文化不是愤怒，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以最质朴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心灵。从“小圈子”到“小环境”，甚至到大环境，那是每一个真挚的心灵如同小溪一样慢慢汇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