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张猛：我心里门清 知道应该做什么

《钢的琴》导演张猛

　　黑乎乎的屋里，张猛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仰着脖子，盯着前面的大银幕。

　　这是第一百零几次看这片了？张猛都记不清了，但他还是那么惬意、兴奋。中间有好几次，他准备打个盹——最近几天都是起早摸黑，忙着交际应酬，体力不支，但每到这个时候，他旁边挤得满满的上海观众会爆发出放肆的笑声，把他又拉回到银幕上。

　　《钢的琴》在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公映时，拷贝第一次打上了中文字幕。张猛发现，上海观众没那么矜持，笑的次数比以前试映场都多。不过，此时坐在电影院的地上，别人是看电影，他是在看别人怎么看电影。

　　老婆跟了大款，要留住女儿就要有钢琴。东北汉子陈桂林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借钱不成，偷琴被抓。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大王等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终于造出一部“钢”的琴。低成本的黑色幽默片《钢的琴》讲的是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的故事，一直在坊间保持着很好的口碑效应。去年10月，《钢的琴》把名不见经传的演员王千源推向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随后，又开始在各种大小电影节上获奖。

　　导演张猛，东北人，这是他拍完《耳朵大有福》之后的第二部作品。面对这些奖项，他哭笑不得，既感恩又忍不住觉得憋屈：明明自己拍的是个商业片，现在却被推上了文艺的神坛。“本来拍了个商业片却拿了个艺术奖。《钢的琴》去了一趟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意外地拿了个最佳艺术探索奖，这得感谢电影节。但我觉得这奖项的名字应该再贴切点，建议加两字最佳喜剧艺术探索奖。”他事后发点“小牢骚”。

　　这部投资500多万的国产片，因以张扬的方式来表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而引来了国外主流媒体的关注。《好莱坞报道》认为，这部电影就像中国的“杂碎”：“显然很小心地，避免沦为一部热闹的娱乐片，但是对于国际观众而言，这部中国电影当然丝毫不会缺少魅力和幽默。”《银幕》杂志认为：虽然有个笨拙的片名，仍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可爱的电影，“巧妙地混杂了音乐、浪漫爱情、喜剧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在天才导演张猛的镜头下，这都像一股俏皮的清风呈现出来”。然而，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让《综艺》杂志并不买账，认为过多戏耍的桥段影响了影片的故事主体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反而让整部影片变得支离破碎。

　　杂碎《钢的琴》

　　1999年，张猛从中戏舞台美术系毕业，他没选择留在京，而是到故乡东北。

　　某次回铁岭老家，他在铁岭评剧团里发现了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琴的样子有点古怪、笨拙，表面的漆已经开裂，琴键按下去就不起来了，但还能发出声音。回到家，听父亲张惠中讲，才得知当年经济困难，为了演样板戏，一大群工人集体造了这架木壳的钢琴。也是在那段时间，张猛发现沈阳有一家钢材市场，里面工作的都是些失业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大型钢铁厂做过不同的工种，在流水线作业过，因此个个都身怀绝技。这两件事情经常会串在一起，在张猛的脑海里转悠。终于有一天，实在搁不下来，他就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写成了剧本《钢的琴》：用一段父女亲情做线索，串联起他身边经常遇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沈阳已经不再是重工业基地了，曾经代表辉煌的铁西区在衰败之后又繁荣起来，可不是因为工业振兴，而是因为被开发成了新的楼盘，老的钢厂都搬到别的地方。这个城市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在一点点地减少。”张猛沉稳、老到，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8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大的国有钢厂开始衰落。张猛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下岗工人在静坐抗议或者阻截什么人，但是时间一点点过去后，这些人开始适应现在的社会，重新找到生活的价值，然而集体主义的工厂生活依然是他们过去的美好记忆。《钢的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逝去的集体主义年代的缅怀，拍摄主要场地就是在鞍山的红旗拖拉机厂里，这也曾经是上万人的大厂，现在只剩下二三百人在里面做点零工，辉煌的大时代过去了，现在只能看到些落败景象。

　　张猛没想到的是，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他居然和男主角陈桂林一样，被迫到处磨嘴皮子，跟人借钱，忽悠人跟着他一起卖力干活，在困境重重中拍戏。影片男女主角王千源、秦海璐都是张猛的东北老乡、中戏同学。剧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47元钱；秦海璐拿出自己的片酬垫付在电影里，自己当上了制片人；王千源拍完戏，在东京拿了影帝，手里拿着的还是剧组打给他的片酬白条。虽然在国际上拿了奖，但没有为这部低成本的电影带来多大的帮助，《钢的琴》在内地公映的时间一改再改。为了配合院线和发行方的意愿，张猛也将电影修改到97分钟，自己动手删掉了10多分钟的戏。同时，他还要和发行方抗争，坚决不改片名。

　　跟电影里这些鱼龙混杂的小人物一样，导演张猛的生活也狼狈不堪。但他不愿意老是讲那些小导演的苦难史，更愿意用贫嘴、幽默的方式来看待生活：芸芸众生，因为心存小理想，而活得有尊严。

　　《耳朵大有福》的人生

　　张猛的第一部影片，也是讲一个东北下岗小人物的故事。据说这个剧本简单到只有18页纸，讲“大耳朵”王抗美退休后第一天的生活。这一天，他媳妇住院了，出门遇到各种糟心事儿，家里孩子和弟弟妹妹同时添乱，整个人特别焦虑。当他摔了一个跟头后，突然摔明白了，愁事也都想通了。

　　“耳朵大有福”是东北的一句谚语，它给人的是一种内心的安慰，“耳朵大，就觉得自己有福，会一直奔有福的生活而去，形成乐观、积极的心态”。在东北衰败的工业背景下，张猛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想传达给观众一种快乐的生活态度。据张猛本人透露，处女作选择王大耳朵，实属意外。他自己一直忙着写剧本，攒了一堆剧本在手头，但是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大耳朵的题材最简单、最便宜，300万人民币就能搞定，就赶紧下手直接拍了。

　　这个剧本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在韩国拿到一笔奖金，韩国名导郭在容也加入，担任监制。之后在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影片获得了“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导演张猛也开始被业内认识。在釜山电影节上，《耳朵大有福》首映的时候，张猛并没到场。男主角范伟自然、生活的表演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记者问：“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不是个60多岁的老头？”张猛自嘲：自己看上去的确有些少年老成。

　　2007年3月24日，是张猛至今都能清楚记得的日子。那一天，《耳朵大有福》正式在东北开机，这个出身演艺世家的东北小伙子，终于跨入了导演行列。和拍了《疯狂的石头》的宁浩、拍了《h e l l o！树先生》的韩杰一样，张猛出生于7 0年代末，他们3 0多岁，代表着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一股新力量。

　　张猛的父亲张惠中导过赵本山、宋丹丹的经典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卖拐》，以及赵本山的影视处女作《男妇女主任》，母亲陈佩云是专业演员。

　　张猛小时候学过一年的钢琴，可是他坐不住，就放弃了。后来改学美术，“投机”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进了辽宁电视台，担任舞台美术设计。这份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千篇一律，有一个栏目就去倒腾个景，不该你管的，永远都不能去涉及，“没劲，没创造性”。而后，他进了本山传媒公司，为本山传媒集团拍摄形象广告片，后来又帮赵本山的小品《功夫》、《说事儿》写剧本，得到观众认可后，开始有了自己出来单干的信心。

　　给赵本山的小品写剧本，是份苦差，每年春晚的节目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差不多近20稿才能定稿。而且，每一稿出炉都要在观众面前试演，根据观众的反应逐字逐句地改。不过，剧本里的插科打诨却并没有让张猛成为特别能说会道的人，他是少数不擅长对着记者侃侃而谈的导演。也是在那时，张猛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台词功底。当他请范伟来演自己的处女作时，没费太大的功夫。

　　现在，资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张猛需要面对的，是能不能坚守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心里门清，知道应该做什么。”他想试着坚持下去，拍完他的东北小人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但是在他身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劝他：“张猛，你千万别拍这个，千万别拍？？”在他面前，摆着一条奔向娱乐商业的康庄大道，绝大多数人正急匆匆往上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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