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讲述对吉祥生活的向往

《白鹿原》小说封面

　　出版20年，电影上映，《白鹿原》中的故事，在今天依然被人们言说着。日前，晨报记者专访《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关于白鹿原昨天的故事，关于《白鹿原》出版20年来从误解到理解，以及白鹿原上，小麦地变成大学城的今天…

　　在写作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陈忠实的笔触触及到主人公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　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战栗。”以往多把目光聚集于现时这片土地上的陈忠实，忽然意识到他对昨天的白鹿原有着“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

　　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写道，“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　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这就是《白鹿原》要说的故事。

《白鹿原》横版海报

　　秘史

　　某种未被发现的神秘性

　　北京晨报：《白鹿原》小说的开篇，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是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您怎样理解秘史的秘？

　　陈忠实：秘史不是正史，小说是艺术的再现、生活的再现。生活和艺术，都带有原始的、未被人发现的某些神秘性，正史也许未能注意。神秘性在于，那段生活，可能未曾被人解释过，带有新鲜性，也就带有神秘性。那段我们白鹿原昨天的生活，我们生活经历了什么，有一些未被人发现，就带有某些神秘性和新鲜。

　　死亡

　　对灾难，老百姓没有抵抗能力

　　北京晨报：《白鹿原》中，死亡是一个关键词。其中充满人物各种各样的死亡，您怎样理解死亡与生活？

　　陈忠实：那个特定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人生的不同归结，大多带有悲剧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从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到共和国成立之间，是动荡的年代，也是灾害频繁年代，人的生存带有很大不稳定性。我在蓝田查阅县志看到，在陕西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陕西发生连续三年的大干旱，饿死的人不计其数。那时候没有人统计数字，好多家庭都绝户了。到我的父辈这一代，对饥饿都有记忆，我从小就有记忆，乡村人说到生活困难的时候，就说到民国18年如何如何。

　　大饥荒刚刚结束，乡村人不能解释的一种瘟疫流行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瘟疫不光陕西，整个北方都在蔓延，人的生命就像草芥一样，更不用说战争和一些其他的灾难。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那时候人生活的灾难。面对这些，老百姓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就是这么活下去的。

　　老百姓经历的灾难，大的社会变迁，白嘉轩将之比喻为一个车轴，无论多好的车轴，总有一天要断，不可能永远使用下去，所以人不能老活在过去。这是以白嘉轩的体验，作为一种百姓生活的态度写出来。

　　白鹿

　　对吉祥的一种生存向往

　　北京晨报：白鹿原是从周代开始一个古老的对您家乡的称呼，为什么在写作中用这个名字称呼家乡，并用作小说的名字？

　　陈忠实：我也是从县志上发现这个名字的，后来这个名字都失传了。大将狄青在我们原上囤兵养马，白鹿原后来就叫狄寨原了。小时候我都不知道白鹿原，只知道家乡叫狄寨原，我无非是把这个名字复活了。

　　白鹿这个形象很好，那时候人对白颜色的鹿没有科学解释，认为是一种神鹿，现在我们知道是一种变异。它就是一种吉祥物，家庭、公共建筑多用鹿的造型，此外鹿与福禄寿的“禄”谐音，这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向往，无论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家庭。

　　乡约

　　传统社会文化心理当今影响已很有限

　　北京晨报：《白鹿原》中提及了当时乡村的一种规范，叫做乡约，小说中多个关键篇幅出现了乡约，它代表白嘉轩一代社会文化心理，代表旧时社会文化心理，但它在那时就受到各种挑战，这种心理现在还在支撑中国人吗？

　　陈忠实：乡约是我在蓝田发现的，蓝田在北宋时，有兄弟四人全考中进士，其中一个人还当过朝廷的宰相。这个乡约是其中一个中过进士的兄弟叫吕大临的作品。它是把儒家文化普及到民间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儒家文化深奥，但乡民大部分是文盲，它用通俗易懂的、三字经式的语言，普及到每个乡社，不光在关中，南方也普及过去，教化民众，养成礼仪之民。长时期坚持这个，就给农民灌输一种儒家思想，以此来做事、做人、教育后代，长久就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结构和心态。

　　后来我很小的时候，刚刚解放，大约1950年代，我们国家给农民家家门口的门柱上，要写五条爱国公约，那也是解放后教化民众的一种形式，它要比吕氏乡约简单得多，是保证性的东西，比如爱劳动，支援国家之类。乡约这样的东西现在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已经很小了，解放以后历经运动，把那些内容当封建思想去批。1950、6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有一条就是厚今薄古。尽管现在有一股恢复传统文化的思想，但对整个社会人心和人的思想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

　　女性

　　田小娥和白灵是相对的两个反叛者形象

　　北京晨报：尽管女性在该小说中并没有处于主角地位，但还是受到很多读者、观众的关注，特别是有人甚至评价电影成了白鹿原之田小娥，您对在这个女性身上的包括性描写等争议怎么看？

　　陈忠实：产生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的灵感很奇特，是从县志里贞妇烈女卷里产生的。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现在我心里。贞妇烈女卷里隐藏着多少女人的精神痛苦和生理痛苦，现代人应该有感受。那时候别说性解放，女性连婚姻的二次选择权都没有，再嫁就是不忠、不贞洁。现代人应该比那时更强烈地理解当时女性的痛苦，我们儒家思想中最腐朽的一笔，就应该是这一笔，对女人的残害。在这种状况下，我要写一个女人合理生存包括生理上合理生存的要求，来反叛封建家族最腐朽的东西。

　　田小娥没有任何精神支撑，就是一种合理生存的要求。相对应地涉及另一个人物就是白灵，白灵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她很小年纪时，白嘉轩就把她通过包办婚姻许配给一个乡村男孩，但她是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先进、觉悟的思想，自觉反叛的一个女性。跟田小娥正好相对，一个旧女性，一个新女性，就个人婚姻来说，她们一个是盲目地反叛一个是自觉地反叛。自觉反叛的白灵，就很容易，尽管父亲与她断绝关系，她说一声我不同意那个包办婚姻，一句话就完了。而田小娥的反叛，最后是以丢了性命为结束的。人们没有看到田小娥与那些男人之间背后隐藏的更深的精神痛苦，包括她对鹿子霖的反叛，为什么她要尿到他脸上，这就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一种不堪的反抗形式，她没有权利、地位，甚至连任何强力都没有。

　　白鹿原和《白鹿原》的20年

　　白鹿原之变迁

　　小麦地变成樱桃园

　　从小说第一版出版至今，已近20年时间，白鹿原的原上，现在也产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陈忠实在西安住的多，但也常有机会回家乡。陈忠实说道：“尤其是我的家乡，灞桥区所辖那一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城了，有十多所民办大学，小麦地变成了校园。原上的农民也改变了原来的传统工作，以前他们主要种小麦，现在种成樱桃园了，原上原下，称万亩樱桃园。那儿距西安也不远，十多公里，离西安近又躲开了西安的喧嚣。现在原上西坡上头恢复生态，种上树木。

　　每到五月樱桃成熟的季节，车水马龙，上原的几条路为之堵塞。我有一次带朋友去玩，堵了3个小时。西安人不光在这摘樱桃，也成为他们散心休闲的地方。那儿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春天看草木，五月摘樱桃，夏天原上畅游，上边建了大型葡萄园，冬天甚至上原赏雪，成为西安人的后花园。农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土坯房了，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都是没有人住的。”

　　今夕两个白鹿原，在陈忠实的心中，如他所说，麦子的香味和樱桃花的香味他都喜欢。“尽管对老乡村的记忆，有饥饿有痛苦，但作为历史，往往会怀念。一眼望不透的小麦地，尤其是到麦子扬花的季节，弥漫的那个清香气味，令人很沉醉。而现在人们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人也肯定变了，今天的人绝不是白嘉轩时代的人了，人的变化有好与不好，这肯定是难免的，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和城市差不多，各有特点。”

　　《白鹿原》之改编

　　电视剧更能解决时空限制

　　《白鹿原》小说出版20年间，关于改编，一直命运多舛。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在小说出版不到两个月时，当时身在美国的吴天明就和陈忠实取得联系。陈忠实说道：“吴天明想要拍电影，我同意并写下委托书。”之后不到一个月，谢晋的秘书来和陈忠实联系，也想拍电影。陈忠实说：“你说晚了，已经签给吴天明了。后来因为人们对《白鹿原》小说有一些误读，我从媒体上得知，听说不许拍电影，不许拍电视。整个就放下了。”谈及当时对此事的感受，陈忠实说道：“我反应基本平静，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误读会逐步解除。小说能够正常发行、出版对我就足以安慰了。到现在，小说出版20年，电影上映，也表示我们对小说误读的逐渐排除。”

　　对于电影《白鹿原》，陈忠实给出了好评，并笑称自己是外行人。“原来的电影三个多小时都容纳不了，后来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但即使是现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还是比一般单片长了。”

　　《白鹿原》还曾改编为舞剧版、话剧版、秦腔版等，陈忠实称他都看过，不同的改编角度不一样。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改编，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时空限制，不管是舞台还是荧屏，时间和空间都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物和故事。所以导演都集中在白嘉轩、黑娃和田小娥这条线上。林兆华的话剧想全面展现这些人物和故事，但是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情节都不能在舞台上直接展现，而是通过人物对话来交代。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等电视剧了，受时空限制较小，装不下可以再续一集。据陈忠实介绍，《白鹿原》电视剧2010年年末立项，现在已经筹备了一年半。